蒙恬自杀前留下两句流传千古的名言，曹操每逢心中委屈时必定反复吟读，你知道是哪两句吗？
公元前221年秋，秦军在淮水以南集结，各军正准备对楚国发动最后一击。此时的军议席上，一名年仅三十出头的将领提出把主力一分为二，其中一路夜渡泗水，另一路迂回巢湖，以疲敌锋。这位将领便是蒙恬。秦军久经沙场，但如此灵活机动的分兵思路仍令同僚侧目，战后楚都郢被一举攻破，却并非蒙恬亲自率军登城——他将那份耀眼的战果让给了后续赶来的王翦部。秦国的军制讲究集体优先，蒙恬更是把“功曹于国”视为首要，正因为不恋私功，他才深得秦始皇的信任。
统一结束后，秦始皇面临的新难题来自北疆。匈奴骑兵来去无踪，普通步卒追击无望，边民苦不堪言。蒙恬受命北上，随行的四十万大军被分成多个机动方队，每队配射驽、长矛与轻骑，既能阻击也能追逐。为了让战线持续推进，他索性把沿途旧塞、险隘联结成一道长防线，后人称作秦长城。这条防线并非今日看到的砖石城垛，而是黄土夯筑、烽燧相连，却已足以让匈奴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史家评价那场北征：“五年之内，胡骑远遁漠北。”其中制度化的补给、轮防与蒙恬自身的行军纪律缺一不可。
边疆安定，朝廷暗流却在酝酿。秦始皇巡游途中病势加剧，赵高扩大了内府权力，将奏牍、符玺“暂掌检点”。胡亥与兄弟公子扶苏谁继承皇位，一念之间。赵高看中胡亥的依赖性，与丞相李斯密议变更遗诏，扶苏与蒙恬兄弟瞬间从帝国支柱成为“可疑之臣”。朝中多有人不解，蒙恬远在北疆，为何也列死罪？赵高仅一句：“蒙氏握兵太重。”由于内史职位兼管长城军资，蒙恬手握兵粮，成了必须拔除的钉子。
消息传到雁门以北，蒙恬先是沉默。弟弟蒙毅已在咸阳遇害，京城来使呈上一纸诏书，要求他以“擅启边兵”自裁。营帐里灯火摇曳，有副将劝道：“将军兵在手，何不回师自证？”蒙恬摇头回答：“我为秦将，岂能率众向朝廷举刃。”这一夜，他写下两句誓言——“忠为帝用，死不恨；身殉社稷，魂常存。”翌晨饮药，跌坐于塞垣松林间，年四十三。
胡亥原以为斩断蒙氏即可高枕无忧，却未料兵卒因此人心惶惶。赵高又借“指鹿为马”清洗大臣，至前207年陈胜、吴广义军直逼咸阳，秦二世仓促自裁，赵高亦身死乱军。一座横空而起的帝国，仅十五年便土崩瓦解。
时间推到建安十三年。濡须口之战失利，曹操驻军皖北，自觉腹背受敌，有夜半仍披甲案前之时，他取来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。侍书温候问：“丞相深夜读此，何为？”曹操低声说：“恬虽死，其言不死。”随即朗声背诵那两句誓言，神色渐定。史官陈琳笔下，曹操往往被写成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权谋家，可在这一刻，他选择与两百多年前的边将对话，从蒙恬的悲凉中汲取继续掌军的理由。
仔细梳理秦帝国末路，不难发现一个吊诡的逻辑：同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，既成就了蒙恬的纵横沙场，也在缺乏制衡时将他推向绝境。军功爵制使将领上升通道清晰，却让宦官得以通过符玺操控最终裁决；法家“上下一致”的口号，既是行军令牌，也给了赵高以“擅兵”之名除掉异己的口实。蒙恬是制度的产物，也是制度紊乱时最先被牺牲的那类人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后世统治者并未放弃对“忠”的推崇。东汉、魏晋间的政权转移同样血雨腥风，却几乎每隔数十年便有人重提蒙恬，不为他的战功，而为那短短两句遗言。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地方学校刻石，学童早课先诵蒙恬语；宋代将士出关，也在关楼题写“身殉社稷”。忠诚因此被抽离具体王朝，成为个人与职责捆绑的精神契约。
蒙恬最终没能守住咸阳，却留下了政治与军事两重遗产：一是连贯边塞的长城雏形，二是忠义观念在后世反复被引用的范本。长城不断修缮延伸，直到明代仍沿用秦时戍边方式；忠义则在不同文本中与新统治者需求相嫁接，或被表彰，或被反思，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。赵高、胡亥的名字只能附着在短暂的政争篇章里，而蒙恬的名字与他那两句话，却在无数乱世中被一遍又一遍地诵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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